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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快3考古人类学视阈下都兰吐蕃墓葬中树元素

发布时间:2020-06-07 10:20

  树是人类早期萨满文化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元素,它常常和鸟等元素呈组合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符号系统中,是古代人类在理念里表达世界图示、构建意义世界不可或缺的要件。处于萨满文化的藏族早期文化以及后期脱胎于萨满文化的苯教文化,有着和人类早期构建宇宙图示共同的心路历程。在藏族文化中宇宙山和宇宙树也是从上古开始表达世界中心的核心元素。而在都兰吐蕃墓中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树元素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这些元素既体现了吐蕃时期本土价值观,也汇聚了与中亚乃至欧洲文明的交流成果。对墓中的树形象进行主位和客位结合的深描和阐释,对于理解藏族吐蕃时期的宗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象征考古学人类学等认为在考古工作中很难确定一件物品或一种行为没有象征的意义,同样难以确定功能的意义一定就比象征的意义更加重要。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是象征的,或者说象征的意义无处不在。即便是扔垃圾或挖坑,也有象征的意义在其中,对构建人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1]在这种考古学看来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有它的意义,在考古研究时要把这些物质文化当成文本。人类制造的所有文化遗迹,包括墓葬的过程就像书写一样,制造了考古文本。而文本存在隐喻的问题,因此物体与词语之间的比较让物质文化研究进入到更广阔的符号学领域。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把象征符号看作感性实体和精神形式之间的中介物。[2]由此看来墓葬的修建动机和墓葬本身就是一个提供研究的文本,隐含象征体系的过程或实体。现象学的考古学认为考古学要将器物的分析与考古场景的感受相结合,这种感受是基于深度理解当时文化的基础上的。“我们只研究物理、生物或化学世界,倒无关紧要,因为这里面没人,如果研究人类的器物,情况就大不一样了。”[1]胡塞尔认为科学描述的世界与人类经验的世界存在根本的区别。这些对传统考古的反思让我们看到了对考古进行一种基于深度文化理解的解析是非常必要的。都兰出土的大量吐蕃墓葬可以说都是当时人们基于人类对死亡后的灵魂归宿的一种文化表达,这个过程和由此生成的墓葬物质文化就是生动的文本书写。在墓葬的外部型制、内部布局、陪葬物品属性等的选取和结合,已昭示了墓葬所处时代藏族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灵魂观为价值核心的生活方式以及吐蕃王权树立权威的组织模式。

  都兰吐蕃墓葬中使用的大量柏木和木制品,一部分是墓葬结构的支撑和管板的组合部件,而相当一部分则无直接的实用目的,纯粹是为表达某种宗教观念的。在都兰无论是被考古抢救挖掘的还是被盗掘的吐蕃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柏木。这种柏木被称之为祁连圆柏,叶子呈针状,根系发达,比较耐寒,生长周期长,是祁连山周围较常见的树种。在出土的都兰吐蕃群中大墓中约有60根原木,小墓中约有20根原木,原木长达6米左右,直径最大者60厘米[3]。在都兰吐蕃墓葬中使用了数量惊人的柏木,许多大型墓葬都是一层密集横排的柏木夹四五十厘米的土石层,之后层层叠加,形成大墓。前期的墓葬中使用的柏木粗壮,但随着墓葬时间的推移越到后期出土的柏木越细。可以推断吐蕃时期随着丧葬中大量柏木的使用,柏木葳蕤的生态环境已遭到人为破坏。《书·吐蕃传》记载:河之西南……山多柏,坡皆丘墓。吐蕃墓葬一般建在靠山临水的地方,而且喜欢多柏木的山脚。在墓葬林立的热水沟(cukhor),根据墓葬出土柏木数量判断当时应该是柏木丛生、水草丰美,而如今山岩突兀少有柏木生长。

  树是人类早期萨满文化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元素,它常常和鸟等元素呈组合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符号系统中,是古代人类在理念里表达世界图示、构建意义世界不可或缺的要件。它在人类世界观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常被用来表达世界的中心。这和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息息相关,如果按照宗教理论的探讨认为对自然的恐惧和困惑产生了宗教,那么心理上对自然认识的无序所带来的混乱则成为了当时人类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魇。但早期人类面对纷繁的客观世界就要在主观世界中对这些混乱的客体建立一个有序的归类和认识。这就让寻找这些无穷尽的物质世界的本源成为了构建秩序的源头,这是一个极其抽象且对思维程度要求极高的意识活动。所以在现实世界里对等地以象征手法进行定位,使得这些来自于对物质世界的有序认识要求,而又在意识中形成更高层面的哲学认识成为摸得着看得见的可控世界。在这个有序的排列和哲学的意识中世界的中心和世界的本源一样成为人类意识中乐此不疲的最美遐想。强纳生·霍尔维兹(Jonathan Horwitz)曾表示“萨满教不是关乎信仰,而是关乎经验”。对于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并能接触到这部庞大复杂的宇宙自然机器运转奥秘发条的人来说,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4]正是人类在认识论上对世界的可控诉求才衍生出了巫术,为了从自然界感知的物象转身思考人类灵魂的永恒,由此宇宙山和宇宙树就充当了萨满乃至藏族苯教文化世界观中心的象征符号,并产生了万物有灵、二元对立等与其并驾齐驱的宗教哲学思想。藏族文化中以树木表达宗教观念的习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宗教观念中。

  在上古世界范围内宇宙山和生长在之上的宇宙树是萨满文化中一种表达宇宙图示和灵魂不死的普遍模式。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中有讨论,印度远古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中亚地区各自向不同方向迁移,雅利安人向东南迁移,到达印度河、恒河流域。雅利安人在古代中亚、西亚文明中是比较活跃的民族,在古代文明的交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印度佛教早期的许多文化都受到过雅利安人影响。崇拜橡树或者是橡树神似乎是欧洲所有雅利安族的习俗。苏美尔人的植物之神坦木兹(Tammuz)被奉为生命之树;特鲁依特人(Druids)视橡树为神圣之树,而橡树又是日耳曼雷神及(希腊)众神之王宙斯的神圣标志,几乎在所在的古代民族中都有这种圣树,在某种程度上,那是大自然中真实的树,或是作为宇宙象征的理想之树。由此可见,神树崇拜是古今中外世界众多民族的原始信仰,有些已经民俗化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仪式。[5]

  汉族《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九丘,似水络之。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建木。”早期时代人类就创造的宇宙山和生命树的世界观是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成为早期宗教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灵器所依的基座分为三到四个梯,代表所谓的须弥山(世界山),这就是这个传说中的世界山,在大部分信仰萨满教民族的神话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6]曾有一个时期人们为满足他们那些超越一般动物需求的愿望而只相信巫术[4]。处于北方萨满圈的藏族早期文化以及与萨满文化有着极大关联的苯教文化,有着和人类早期构建宇宙图示共同的心路历程。著名藏学家图齐、霍夫曼等都认为苯教与萨满在藏族早期文明中有极大关联性。如图齐先生认为“吐蕃古代宗教和萨满教之间存在有相似性是毫不怀疑的事实,如骑马畅游太空,对于鼓的巫术用法性、在为已死亡的人或者即将死亡的人召魂。”[7]

  青藏高原在东西文化交流上所处较为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得藏族文化在北方游牧文化中比较提前地进入了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在藏族文化中宇宙山和宇宙树也是从上古开始表达世界中心的核心元素。首先宇宙树作为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源泉和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人类精神和一切物质的起点和归宿。这正如涂尔干所言是“以模糊的直觉取代逻辑理性思维的方式”[8]。是将现实中可直觉的树取代在逻辑思维想象中离天最近的宇宙树。既然树有如此神圣性的功能,必然也可以在人与神的世界里成为神性的媒介。内贝斯基指出:这些民族都相信在“世界山”上还生长着“世界树”。例如,雅库人认为“世界树”没有枝权但上面结满了纺绽。他认为置放在象征“世界山”基的十字灵器就表示传说中的“世界树”。根据萨满教的信仰,“世界树”是长在“世界山”上面的。萨满巫师用这树做他们的法鼓。和藏族人“世界树”一样,萨满巫师也把“世界树”看作是生命之树。……非常有趣的是,藏族人把大十字灵器的中心轴也称作“生命木”或“生命树”。[6]苯教著作《经部集要》中,苯教的圣地被形容为是以一座圣山——九级雍仲山为中心的,雍仲山上有雍仲树。在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生命树被描绘成人的灵魂出入的地方。“在那金制宝座的里面,有一棵白螺的生命树,它是白帐王的生命柱;有一棵黄色黄金生命树,它是黄帐王的生命柱;有一棵黑色铁的生命树,它是黑帐王的生命柱;是我三大王的生命树。”[9]今天藏族文化中的生命柱依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都兰吐蕃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实体的树木,有些与树的性能和使用性有关,但也不乏蕴含有宗教思想在其中,而有些则是专门用来表达宗教思想的。都兰吐蕃墓葬中的实体树主要是大量柏木平铺的柏木垫、单独的木柱、彩绘的木柱。柏木在墓葬中的运用,一方面与柏木的自然属性有关系,由于柏木不容易腐烂,能够长时间保持墓葬的结构和原貌。另一方面是因为柏木在藏族宗教思想中较之其它树木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对此卡梅三木旦指出:“柏树是苯教的一种殊胜的圣树,称为‘(lh xing xug ba gyu lo)意为绿叶神树香柏’,是苯教四个永恒不变象征物之一,藏人对于叶子产生的烟能够消除污垢深信不疑……将焚烧柏树枝产生的带有香味的烟献供给神灵是藏区普遍的做法。”[10]

  吐蕃时期墓葬的选址一般都会选依山的柏木丛下,彰显青山绿水的藏族地脉学观念。墓葬中木头几乎都运用柏木,如墓室上方的封口层,“墓室上方盖有柏木,柏木大小与墓室大小成正比”[11]。而墓葬中的木垫几乎是清一色的柏木,如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对都兰一、二、三个墓葬的发掘报告中叙述道:柏木垫石圈西北角柏木层封土顶部平面的垂直距离4-5米。……柏木层厚4厘米。石墙与柏木间夹土厚4厘米。柏木垫石圈东边的南端有长5-8米的一段石墙上没铺柏木,而直接垒土坯;仅在接近东南拐弯处的地方顺石墙外侧放置一根长15、直径14厘米的圆柏木。[12]

  都兰1号吐蕃墓葬梯形石砌墓墙体中间一个紧挨一个的柏木木椽排列,与西藏琼结境内的著名青瓦大孜的吐蕃古墓,以及拉龙沟墓群的结构形制极为相似。这种结构的大型古墓,被考古工作者认为是吐蕃时期藏王墓的特点之一。[13]在苯教文化中雪松和柏树被认为是九位创世天神中的主神“塞”的神树,烧起雪松枝的烟火,苯教神祖和以塞为首的九位创世神,会顺着这股香火冒出的烟缕自天而降,煨桑焚祭的目的在于让神灵吸收桑烟,并通过桑烟和祈祷把人间的信息送到天界报于神知。苯教的辛绕米波通天的神树被认为是一个古柏。

  都兰吐蕃古墓中单独木柱的运用则表现为纯粹为表达宗教思想。99DRNM3东室北壁近东壁处发现牛骨架、人骨架与木片、木条杂处的现象,可能跟苯教的丧葬仪轨有关[12]。99DRNM1封土中所谓的“中心柱”,发现该“柱”上分成三段埋在填土里,每段有3根柏木片,且各段之间只是叠加在埋土中,根本不见什么捆绑痕迹。最下层一组柏木片之间有一青砖,其下覆盖以较大的柏木空隙——大小容身。柏木之间留有较大空隙的现象亦见于99DRNM2,只是99DRNM4的柏木空隙上覆盖一较大的石块而不是青砖,且其上不见竖立的柏木片。在都兰吐蕃二号墓(99DRNM4)封土底部四周清理出一圈短柏木,该现象与99DRNM4相同。[12]从建筑的角度看,虽然看似该地区时期的建筑水平不高,但是让柏木结合紧密是不难的,这从其它墓葬可以得到证明。由此看来柏木间的空隙是故意人为的,是有某种特定的含义的,是否与灵魂的出入有关还是其它缘故,有待以后的研究。[12]但笔者认为按照苯教的世界观认为宇宙由天上、人间、地下三个世界构成,三个世界由一根“中心轴”或“中心柱”联系在一起。中心轴或中心柱位于世界的中心,故又称“世界柱”“宇宙树”等等。传说中的神灵、英雄以及苯教的巫师都是通过这个中心柱或上天或下入地。位于宇宙中心四面环水,山顶上有一棵树,分3—13层不等。都兰吐蕃墓中设置柱子的这一特点看来就是为表达苯教中的宇宙树思想,是宇宙逐层之间的中央支柱,为埋葬人的灵魂自由地出入宇宙三界的媒介。三段的数字象征意义就是三界的世界观表达,中间余留的能容身的空隙可能就是具体地指向三个世界空间,由此人的灵魂就可以自由地在三界享乐比人间还尊严的生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一文中谈到萨满时说道:“宇宙的诸层之间为一个中央之柱(所谓[世界之轴])所穿通;这个柱与萨满的各种向上界与下界升降的象征物在概念上与在实际上都相结合。”有的苯教文献中表明空间长有一种宇宙树……其上部住的是天王,下部居住阎王,中间是益门国王(祈愿王);它三界的划分标志是上部大鹏鸟、下部为保护世界的乌龟、中间是会飞的绵羊皮(或猕猴)。[14]

  都兰吐蕃墓树的绘画形象有两种,一种是吐蕃本土的树元素,另一种是与中亚、西亚以及中原通过贸易而来到吐蕃的丝绸、织锦上的树元素。如标本11黄地大窠联树下对虎锦(DRM25:S1)。大联珠圈由上下左右的四个回纹和***组的20个珠组成。圈内居中一树。树上绿叶黄花,分成四簇,树下似为山石状物,左右对虎作相扑状。标本99DRNM1:42,残存植物花瓣组成的圆圈、生命树和两只鸟的爪,鸟爪立于生命树树枝上,树枝下有5片树叶,树叶分叉处有花形。另外还有许多花叶纹的图案见于墓葬的绘画和棺板墓中。其中仅发现一块彩色木构件。标本99DRNM4:4,残长21.8、宽5、厚1.2厘米。木板有一正面和侧面绘有云气纹[12]。这些都是用宇宙树和鸟来组合表达,人的灵魂通过这些媒介到达宇宙秩序的最顶端。我们已经看到,选择将经验组织成为意义模式的特征是文化的基本特点,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与艺术风格结构的形式同时产生。[15]张光直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引用佛尔斯脱(Peter T.Furst)的观点谈到“萨满还有树,或称世界之树,上面经常有一只鸟在天界飞翔与超越各界的象征物在登栖著”。挪威学者福斯特(Peter Furst)提出,根据萨满教的宇宙观,存在分层的宇宙。其中宇宙的每一层都有它的精神(精灵)统治者,此外还有连通各界的宇宙轴,以及同类意义的带有鸟的宇宙树、世界山……其他象征符号。根据这样的参照,他假定旧石器时代就有萨满教。他认为,萨满教是遍布整个世界各种宗教的最初基础。[16]墓葬绘画的树木形象总是伴随着鸟出现,这与吐蕃时期树、鸟组合表达灵魂的观念有关。这可能是观察到鹰经常出没在古柏树上,于是便形成了(鹰)与树之间非常古老的关系,鸟被认为是长命树的灵魂,于是鸟便成为不死鸟。作为这样一种象征,它和生命树一道塑造在死者的墓葬中,以象征死者转入永生。另外包括中国、埃及地区古代的鸟形象也有表征太阳的宗教内涵,陈勤建认为这“就是太阳与鸟部分类似点上的互渗和对位综合成的”[17]。

  在藏族宗教文化的祭祀仪式中由宇宙树思想衍生而来的生命树元素处处皆是,成为一个隐秘的符号文本。藏北加林山岩画中的树木图像反映了早期岩画“事树神”的观念,其树木图像只与日月符号搭配。《隋书·女国》曾提到葱岭之南女国的宗教习俗是“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现在藏族祭拉则时大量用经过染色和削尖的木材,而拉则最为灵魂般的神圣物就是置于中心的生命柱,藏语叫“鞘象(srok xong”),祭拉则时在中心位置必须安放“生命柱”,在四周插上许多被削尖的木箭。祭拉则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地方神“耶拉”()和“字达”()献祭(Lha gsol)生命柱做成四棱形且极其精致,上面书写经文并在外面缠绕五色线和绸缎,这是拉则的灵魂。拉则一般建在高山之巅,而高山在藏族宗教理念中有宇宙山的概念,许多山被称为须弥山(ri rab lhun bo),笔者认为之上的拉则是古老的宇宙树观念的“文化遗存”。而居于拉则灵魂位置的生命柱则是中心的中心,这种双重的叠加,让宇宙的中心在人们的世界里变得更现实和可控了。藏族都兰吐蕃墓葬讲究对墓地的选择,一般均“依山面河,有的葬在山顶,有的葬在山腰,有的葬在山梁与平地的结合部,与山梁连为一体。这是和山被认为是宇宙山的观点的一脉传承。正如图齐所认为的:“很明显,在修造松赞干布墓葬九室的后面,肯定是想使坟墓具有一种人世间巫术反应之意图,位于其中的赞普自古以来就被认为代表着世界的轴心。”[7]

  《旧唐书·吐蕃传》:“其赞普死,乃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这里的大室其实就是宇宙山观念的翻版,而插的杂木就是死者灵魂的通道——宇宙树。事实上对都兰吐蕃墓葬的考古发现墓葬外面的封土堆得很高,这在增加墓葬的气势的同时也可能被想象成宫殿和宇宙山。蕴含在树木中的宗教思想就是藏族宇宙树思想在具体实物的呈现,且与人死亡后灵魂的归宿观念相关联。在古代苯教观念中既然宇宙树处于宇宙山上,那个宇宙树就是人生彼岸世界中最高的宇宙秩序和道德价值,也是人的灵魂最后的皈依之地。人死后灵魂依然是人生前尊严的延续,甚至比生前的尊严有更高的礼遇要求。“灵魂是人格的一种象征词,它与人格的特点相同。虽然灵魂与躯体密切相连,但是人们认为灵魂不同于躯体,而且与躯体相比,灵魂有更大的独立性。人在世期间灵魂可以暂时离开躯体,人死是完全离开。灵魂非但不依靠躯体,而且它靠它本身更高的尊严主导躯体。”[7]树在墓葬中的设置是灵魂出没的宇宙树观念。宇宙树在这里既可以成为沟通神界的媒介又可以是灵魂栖息的地方,而灵魂像鸟一样飘忽不定且自由自在地飞翔,有时会落在宇宙树上栖息。苯教中时常将鸟给予灵魂的宗教内涵,苯教认为山谷上部的高级灵魂如飞鸟一样共有十三只,山谷下部的低级灵魂如同游鱼一样共有十二条。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白发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符号上。

  信仰是仪式的观念部分,而仪式是信仰的实践活动。都兰吐蕃墓葬中的包括生命树在内的信仰符号遗存,通过一系列仪式活动在人与符号表征的宗教观念之间建立了联系。在都兰出土的吐蕃二号墓葬,有厚3-5厘米的柏木圈,之上垒有1-3层的土层。柏木层与土培之间夹有2-3厘米厚的掺合红颜色的土层。在柏木圈下有石墙,石墙底部向上8-10厘米的石墙外壁上面分布着一条掺合红颜料的土层所留下的红带痕迹,带宽2厘米左右。[12]这些红颜料与表达灵魂有关,红颜料表达灵魂的观念是在世界早期文化中比较常见的现象。红颜料与柏木圈的间隔组合,能充分地看出是一种基于灵魂升天的祭祀观念。这种观念是有特定程式的祭祀仪式来实现的。表达7—8世纪苯教包括宇宙山、生命树苯教思想的殡葬仪轨,在都兰各类吐蕃古墓中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过程无疑是如维克多·特纳所说的一种“中介性仪式”。特纳认为这种仪式存在于行为和思想领域内,这个过程是对社会的结构和共同体之间的约束和被约束之间一种连续性的衔接。此类仪式以主体被象征性地杀死或者脱离世俗生活的各种关系开始,最终又以主体象征性地获得重生并重新融入到社会之中而结束。[18]这种“中介性仪式”不仅是逝者从今生进入来世的中介,也是促进共同体成员团结和凝聚力集体意识的中介。“仪式不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这些仪轨一方面具有着创造灵魂归宿的人类意义,另一方面通过仪轨重申吐蕃社会价值观和王在吐蕃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位置,并在整个仪式过程中以大规模调集人力、物力等行为来效忠吐蕃王室,成为整合以游牧为主体特征的不同政治集团和军事力量的戏剧性社会活动。王受制于神,政治受制于宇宙,历史受制于祭礼。王是大写的人。大人是神的影子,而人(其他人)是大人的影子,大人是王,犹如神鉴[19]正是对或大或小王的殡葬仪式彰显了王所具有的社会位置,以此强化社会的阶序化秩序和稳定的结构。如特纳认为通过仪式活动恩登布人把维护最大范围的社会的联合一种作用主要都转移到了仪式体制上”[20]。这种仪式对于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想象共同体”的基础形式,能强化和表达该群体的族群意识。结盟是吐蕃政治树立统一权威的重要仪式,也是社会契约的主要形式,成为当时政治社会完成组织形态的工具理性。为赞普或者其他王、贵族等修建大型墓葬的殡葬仪式是另一种形式的结盟仪式。树鸟等一些核心符号在仪式中的反复运用,将王权与建构文化秩序性的符号结合,显示王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源头。这些符号系统在墓葬中的操控,具有着福柯所主张的知识—真理—权力的生成逻辑,起着类似结盟甚至比单纯的政治结盟更有效的权力操控和政治凝聚作用。“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层级化的,以宇宙论为基础的宗教为这种层级秩序提供正当性,因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支配性”[21]。正是一些盟誓和大规模集体仪式在象征体系内的操作才不断地促进着吐蕃王权的合法性权威并实现着王朝对青藏高原众游牧部落的统一和整合的社会功能,并实现着文明在秩序结构内的极大繁荣。根据包括都兰血渭一号墓等吐蕃墓葬墓前数量惊人的牲畜祭祀坑可以看出当时蕴含宗教意义的殡葬仪轨受到的重视程度,这些墓葬显然具有象征符号操控和政治社会学的功能意义。显示了王廷对祭祀空间和符号的霸权,这就是吐蕃时期进行大型墓葬修建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其基础我们必须考虑构成共同体的共同心理、语言、生活方式、宗教等核心文化特质。整个墓葬、墓葬布局和器物的设置就是一个仪式的过程,在此柏木与其它直接是宗教观念物的使用,已成为墓葬祭祀仪式中关于核心的宇宙观符号的重要部分。

  另外,这些带有明显苯教符号和从中反映的仪式形态都具有着苯教的明显特征,以此可以看出自松赞干布开始佛教传入吐蕃并受到王室的力挺,但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宗教文化实现本土化深入吐蕃社会的结构深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宗教演化过程。达磨赞普反佛和被弑是佛教试图在吐蕃社会再结构化遭到失败的一个双重表征,赞普反佛是因为强大的传统苯教文化依然根深蒂固,被弑是佛教已经有相当的社会影响。

  6-9世纪吐蕃王朝冲出青藏高原外向型发展,成为中亚三大帝国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吐蕃文明和其它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吐蕃除了使用武力向外扩张掠夺获取利益之外,也同样重视利用丝路开展的商贸活动。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是吐蕃的基本国策,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极大繁荣。斯坦因在其《古代中亚文化遗迹》一书中说:“在吐蕃发现的遗物中,有很多具有花纹的丝织物……花鸟图案的变化很多,这一点很可以表示吐蕃商业的地位。吐蕃附近及其许多地方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大概是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重点。”

  都兰出土的大量织物上许多是中原及西亚、中亚的产出,其中尤以中原的织物居多。“都兰吐蕃墓所出丝绸数量之多……种类有锦、绫、罗、缂丝、绢、纱等。据我们统计,这些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件,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0%;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占品种总数的14%。西方织锦中有独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粟特锦,数量较多。”[22]这种具有其它文化特征的织品被用在墓葬中,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审美取向,对这些有着认同的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被大量地运用在陪葬中。二是用其它文化中具有宗教含义的图案来隐喻藏族的一些宗教思想和理念。都兰各类各型含绶鸟的图案都普遍存在一种连珠纹,其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如连珠团窠环,以连珠装饰立鸟的底座,或见于立鸟的颈部、尾部和所衔项圈上的连珠装饰。经分析,出土三类织锦中,后者产自中亚的粟特,属于“赞丹尼奇锦”。前两者当为651年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东迁的波斯人在所客居的中亚地方织造的[22]。还有一幅织锦上是一些树叶和鸟的图案。

  其它体现在丝织、金银器工艺上者,如萨珊波斯、希腊、东罗马等艺术风格东传,唐朝的丝织技师及某些装饰艺术因素在西方的出现。如标(DRDMIPM2:S128)图案为联珠对凤,环内对凤是较简单的形式,凤身带有汉代朱雀的风格,但凤冠呈火焰状,已吸收了外来的因素和风格[23]。凤凰是汉族鸟崇拜最显著的特点,虽然它的源泉是早期萨满文化中人类对鸟崇拜思想。两凤对立是文化二元对立思想的呈现,在此吐蕃墓葬中也是用来表达藏族苯教的二元对立观念。两凤衔花则可能是古老的鸟与宇宙树观念发展而来的一种简约表达,遵循着符号抽象性生成的历史规律,花代表着宇宙树。“凤凰涅槃”在汉族文化中代表灵魂重生,所以凤凰常常被用来隐喻灵魂。由此在都兰墓葬中的运用便是借用这一宗教观念:通过凤凰与花(宇宙树)的连接来祈求人类灵魂的高度,以隐喻灵魂的来世高贵与尊严。可见战争扩张及贸易往来促进了文明之间的互动,物作为符号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财富交换,同时也是不同文明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互渗过程。吐蕃、阿拉伯帝国、唐帝国的鼎立为彼此文明的交流奠定了相对稳定的秩序基础,之间以扩张和贸易往来为特征的文明交流异常频繁,从而促进了中亚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

  就含绶鸟锦来说,除***出土的一件属7世纪中叶以外,在苏联中亚地区发现的7世纪中到8世纪的杰特壁画中,也有较相似的图案,故其流行期可至盛唐时期。[24]又如联珠小花锦(MIPM2:S93),图案以联珠形式的直线通过小团花点连接成图案骨架……方格之内的四角上均饰有忍冬状花,方格中心是十四瓣的小团花,团花外沿还有白色的联珠圈。标本(DRDMIPM2:S128)图案为联珠对凤,环内对凤是较简单的形式,凤身带有汉代朱雀的风格,但凤冠呈火焰状,已吸收了外来的因素和风格。两凤头之间的小花似被衔着,两凤组之下亦有花盘,开花如圆点,向四面伸出四个花蕾,形成十字形的花纹。标本(DRMIPM2:160)图案中心是一个略显椭圆形的花瓣团窠,且有联珠圈带,两足立一平台上,颈后生飘带,所衔绶带环为联珠纹,下有璎珞状物。据汉族学者的研究认为,从春秋战国开始在艺术形式中出现的鸟与联珠中,联珠代表宇宙。而笔者认为,流行于中亚、西亚以及中原的鸟、联珠与花的组合图案在吐蕃墓葬中的运用,对应当时藏族的灵魂、宇宙和宇宙树的符号系统来惯用表达人生彼岸与世界图示的价值观念。将其它文明中的宗教符号借用来表达藏族宗教思想,不仅显示了宗教符号的借用与隐喻的文化传播机理,也表明了包括青藏高原绝非如许多人认为的封闭空间而是人类文明兼容并蓄的发展结果。

  对于认识宇宙的本源构成了人类文明历程中“益于思”最灿烂的意识活动。但对于广袤和无穷的宇宙空间人类的认识永远是显得那么望尘莫及,即便是工具理性技术发达的今天,对于人类来说探究宇宙的起源依然是力不从心的渴望。对于生活在古代的藏族先祖建立一个宇宙空间秩序,已让他们在历史进程的深处放射出异常睿智的光芒。他们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在理念世界里勾勒出了宇宙的图示,这便是藏族文明在古代有着开放胸襟,贵州快3,在中亚、西亚舞台上演绎绝唱的文化和思想原动力。对于吐蕃墓葬中的树元素这一主题的研究,虽然看似只是对当时人们宗教思想宇宙图示的解释,但由于它承载了太多的古老宗教思想、符号、仪式特征,让我们的探讨变得富有意义和余味无穷。限于篇幅本文未谈及其深度的文化机理,待时机在专门的文章中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1]伦福儒,巴恩主编.考古学:关键概念[M].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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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词典[Z].刘玉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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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刘衍,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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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1]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M].刘锋,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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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季羡林.商人与佛教[C]//季羡林学术著作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